在美国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形象》系列片引起了世人关注。该系列片精准、地道的英文字幕翻译也因此而受到海内外多方好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出色的翻译任务正是由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的师生们会同全校和全国多位专家共同担纲完成的。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培养和输送职业翻译人才，与此同时学术刊物《东方翻译》亦迎来了创刊一周年的日子。日前，记者采访了《东方翻译》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研究院院长柴明熲教授。

　　周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您认为《东方翻译》杂志在这过程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柴明熲：当今社会的翻译，已进入了一个翻译职业化时代。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其运作方式不同于我们之前熟悉的依靠翻译家个体劳动为主的“书房”方式，而是更类似于一种集体协作、借助高科技手段的“工作坊”生产。翻译这一行业面临着很多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任务带来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对以往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训练的方式和手段加以研究与反思。《东方翻译》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专门关注翻译职业化、翻译教学训练的探索类杂志。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方翻译》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研究如何翻译的杂志，而是一本学术文化类的翻译研究杂志。它肩负着从文化交往的高度探讨如何通过切实有效的翻译和翻译活动，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的任务。可以这么说：《东方翻译》直接与我国“中国文化走出去”大型国家项目相呼应，对此作了很多切实思考。这也是它与当下国内其他翻译类的学术杂志显著不同的特点。比如在2010年第1期纪念翻译家杨宪益的文章里，作者谢天振教授就特别强调指出，为什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的《红楼梦》在对原著的忠实性上做得相当出色，但在国外的影响力却远不如错译误译较多的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译本？这就涉及到一个翻译的接受和传播问题。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的思考仍然停留在单单指望国内推出优秀的翻译版本输出国外，就能达到很好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效应，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出于对翻译传播学和接受史的陌生。像这样的问题，《东方翻译》杂志给予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周报：目前，很多读者一说起翻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文学翻译。而你们着力研究与推动的翻译职业化时代的专业翻译，显然与文学翻译不是一回事？

　　柴明熲：是的。当今社会的翻译活动中，文学翻译仅占一小部分，大量的是包括政府公文、法律文件、科技和商务文献等实用文献的翻译。专业翻译有其特殊性，与强调译者个性与语言艺术性的文学翻译毕竟是有差别的。

　　在这个职业化翻译的时代，很多翻译的新技术、行业新特点的发展，是很多读者所不了解的。比如，去年我们上外高翻学院的师生们在很短时间里，不到一天，高质量完成万字以上的联合国文件翻译，获得联合国高度评价。但后来我们有读者来信质疑，认为像这么大的翻译工作量，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说明了很多人对职业化翻译的隔膜。实际上，我们的翻译已经是团队化合作、有专人统筹管理，并且使用各种先进的翻译软件，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和准确率。经过专业训练，我们能在两小时内完成以前几个人花上半个月也完不成的任务。这是事实。如今翻译领域已出现更多新的科技，比如声音/文字的电脑翻译转换技术等。这些都是《东方翻译》关注的领域。目前，我国社会上有很多人对职业化时代的专业翻译不太熟悉，仍然认为只要懂得一门外语，谁都可去做文字翻译或现场口译，翻译市场需求很大，但真正专业的翻译服务和相关培训机构却少得很，人们对职业翻译的理解亦有很多隔膜。前不久，诺奖得主略萨来上外演讲，主办方特地配备了同声传译。然而国际上一场聘用职业同声传译的会议，通常至少需要同时配备两人以上轮换上场，并且同声传译有其翻译技巧，不是谁懂外语并且逐字翻译就能拿下。果然，到略萨的演讲后半部分，该同声传译的质量已经不敢恭维。